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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王賀:與古為徒,或左翼影人的另面
      發布日期: 2020-01-02 作者: 瀏覽次數: 10

      來源:文匯學人



      相較之下,王塵無雖有左翼影人、舊式文人、小報文人、通俗小說家等多重身份、面相,但是否留有第一流的文學和思想遺產,有待今人批判、繼承、發展,迄今仍是一未知數,而其帶給我們的印象,似仍顯得有些單調、平淡。


      董天野繪《江南才子唐大郎》


      在上世紀30年代的“軟性電影”論爭中,左翼影人王塵無可謂一重要角色。其與唐納、魯思、史枚等人一道,與劉吶鷗、穆時英等被定義為“軟性電影”論者,展開了激烈論爭。在一篇小文中,我曾如是略述其生平事跡:

      塵無(1911—1938,江蘇海門人),原名王承謨,筆名塵無、王塵無、摩爾、向拉、方景亮等。曾就讀于持志大學。1932年7月,與沈西苓等合辦左翼電影評論刊物《電影藝術》,另在上?!稌r報·電影時報》等處發表有大量影評和《電影講話》《電影在蘇聯》《中國電影之路》等論文?!墩撃聲r英的電影批評底基礎》之外,其批評“軟性電影”之文,還有《清算劉吶鷗的理論》《劉吶鷗的責任》《夜記之什(一)·“軟性電影”的毀滅》《毒藥與圣藥》等。著有《浮世雜拾》《王塵無電影評論選集》。(王賀:《穆時英研究三題》,《漢語言文學研究》2018年第4期)

      事實上,王塵無早在上世紀30年代初已是中共黨員,亦屬地下黨領導、支持的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上??偯?、影評小組成員。其竭力批判“軟性電影”,或屬臨危受命之舉,亦未可知,但諸種電影史、文學史論著并拙文在內,均視之為一早逝的左翼電影批評家,幾未注意其有另外的身份、面相。然而,近閱張偉、祝淳翔編《唐大郎紀念集》(中華書局,2019年,下簡作《紀念集》)見載唐大郎詩文、掌故,竟發現多筆王塵無研究資料,頗有助于我們打破此前對其形成之“刻板印象”(stereotype)。



      唐大郎夫婦60年代初在上海豫園合影。


      據唐大郎所記,其與王塵無訂交于1933或1934年,“時為細雨溟濛之晨,塵無來訪唐瑜,唐瑜為愚介,塵無乃力揚愚小詩之美,為之悚然,蓋愚知塵無,工舊詩,文亦清致幽遠,如愚獷野,胡足見稱。愚平時自傲,恒人譽吾詩佳者,必勿悅,以為彼又何知者。而塵無忽致其頌詞,則又惶恐不敢受,患其過獎,而不作由衷論也?!保ā队拮R塵無于四五年前》)但在此之前,唐已知塵無工于舊詩,盡管其所見者,只限于塵無發表在報紙上的部分,仍“誦而愛之”,以為其“清微幽遠,似出晚清人手”。如其病中得詩“白頭父老呈霜柿,素手村姑薦蜜茶,不道先生非稅吏,病余來看早梅花”,清新質樸,渾然天成,頗為友人津津樂道(《愚識塵無于四五年前》《看梅花》)。

      1937年春,由張道藩編劇、黃天佐導演的《密電碼》于南京、上海等地放映。當其試映之晨,唐大郎以起身太遲,未及往觀,其一友人稱“戰爭場面甚好,口號太多,是一出正經戲也”。而王塵無則“在湖上作《杜鵑篇》”(《〈密電碼〉試映》),惜未見此篇全貌,此后似亦未見其有關《密電碼》之影評發表?!睹茈姶a》一般被認為是國產諜戰片的“開山之作”,雖然不一定是“軟性電影”,但站在特定的意識形態立場、黨派政治立場上,要對其作出批判并不費力。



      約1947年唐大郎和文藝界人士合影,第一排金山,二排左二、左三為馮亦代、鄭安娜夫婦,左四為丁聰,三排左一為唐大郎、左二為張瑞芳、左三為龔之方,四排左一為魏紹昌、左二為張俊祥


      王塵無生前亦曾以一帙自訂詩集,交鄧鈍鐵(糞翁),并謂“畢生心血,盡于此耳”。其中收詩數百首,大多為作者朱筆刪去,只余三十余首,自謂“一生有十首詩可傳,則死且無憾”,請鄧氏更為刪削,最后僅剩十余首。(《塵無刪剩之詩》《糞翁遵塵無遺志》)但此說似亦不甚確。因唐大郎另文稱,在王塵無亡故后,鄧鈍鐵董理其遺稿,“得詩九十余首”(編者欲更刪去二三十首)“《吞聲小記》二萬余千字”,且“詩經叔范、禹鐘校定”,沈禹鐘作序,鄧氏則為其題跋。

      此處《吞聲小記》中的“吞聲”,即王塵無。1935年末,唐大郎有補白 《聽潮白鷺怕雄飛》,稱:“王先生近來頗有綺行,其心上人則亦詩亦影,在詩中乃亦及之也。詩云:‘開過蘼蕪了了春,佳期正值此芳辰,圈中自有顏如玉,何必臨淵羨別人?!币蚬视腥俗髡{吞聲詩,可發一噱。

      作詩之外,王塵無亦偶有壯語。在致友人書札中,即有“適當午睡,聞隔岸炮聲,極易入夢!”數語,雖寥寥十余字,卻被稱為“神來之筆”。(《塵無神來之筆》)遺憾的是,近現代文言散文向來較少研究,目前尚不確知塵無之文言文章多否、能入方家之法眼否。

      20世紀40年代卡爾登大戲院辦公室內的唐大郎

      如果說子曰詩云,尚屬舊式文人之積習,那么,王塵無還有超越同儕的另一特長,不可不提,此即從事長篇通俗小說的創作。唐、王的共同好友陸小洛即“常讀塵無所輯之報”,且以其長篇小說《江湖艷史》為上,而另一長篇小說《欲海鴛鴦》則等而下之。唐大郎評論道:“塵無所作乃于江湖欲海之間,亦使此公啼笑皆非矣?!辈⒆鲬褖m無一詩:“記從馬路見芳蹤,一件大衣像斗篷,無復能詩偏作影,卻因相罵頗懷公。江湖艷史雙肩上,欲海鴛鴦一望中,不盡滄桑人事也,塵無竟似有塵封!”(《懷塵無》)慨乎言之。而近現代長篇通俗小說的創作,固然受到西洋翻譯文學的影響,更導源自中國漫長的說部傳統,尤其明清白話長篇小說傳統;其作者亦多屬與古為徒的舊式文人。

      與王塵無日常酬酢者,除上文提及的唐大郎、鄧鈍鐵、陸小洛,至少還有陳靈犀、施叔范、王小摩、李培林、薛白雪、蔡蘭言、曹聚仁等人(《詩書畫三絕薈萃一堂》《酒令》)。有一次施叔范自華北歸滬,適值王塵無返自杭城,諸人宴飲,“席上行口字令,各人念一句古詩,或現成名詞,或成語皆可,惟其字中須有口字,或字之構造中,附有口字者”,如唐大郎“誦‘一輛汽車燈市口’,則順次而數,第五人與第七人皆飲酒,又如靈犀言‘皆大歡喜’,則第三與第四人,各飲兩杯,蓋歡喜二字,乃有兩個口字也。于是有人念渾渾噩噩一語,噩噩兩字,每人各吃四杯,而座上楊君,忽念一人名曰‘沙不器’,于是第三人亦飲四杯,一時謔浪笑傲,喧然并作。當入席之始,各人座上,皆有名單,惟并不直寫其姓名,而作類如廋語之文句”“愚號大郎,則書曰‘且問鄆哥兒’,直以愚為三寸釘矣。又如靈犀曰‘一點通’,蝶衣曰‘金粉’,塵無則曰‘玉潔冰清’,胥出糞翁之手”。(《酒令》)



      唐大郎(高唐)《高唐散記·序與跋》版面,刊1947年12月2日《鐵報》



      1938年夏,早已歸鄉的王塵無,以病犯沉疴、咳血而死。對其死狀、死因及此事如何播聞至滬、友人如何不勝痛悼等情事,唐大郎亦有相當親切之記述:

      戰后,兄養疴里門,至上月始聞其將避地來孤島,吾人方欣慰故人之重來,詎顧望久之,而蹤影杳然。昨日糞翁先生得海門朱公羊君來函,謂塵無于上月二十六日晨七時,以咯血過多,致溘然作古。糞翁得書,遂告靈犀,靈犀以電話詢培林,培林復以電話詢塵無介弟。其弟塵笠,執事于本埠某錢肆,初問塵無如何矣,則謂不久且得家報,三哥雖在病中,然無大礙也,因告以公羊之書,其弟大慟,陡憶一二日前,有鄉人來,初未言塵無已死,曷往覓之,一詢究竟,以是更覓鄉人,鄉人固言,塵無已病死,惟渠離鄉時,王家人囑其勿傳塵無噩耗,使塵笠傷心也!自是塵無之死且證實,塵笠乃復踵靈犀許,白以鄉人之言,塵笠已泣不可仰矣,朋友聞者,無不愴然,今將由至友若干人,為之開一追悼會,又為之延高僧追薦。讀吾報者,亦有佩塵無之清才絕調者乎?讀此文竟,又豈可不臨風雪涕,以吊此凄涼絕世之才人哉?。ā秹m無以嘔血死矣》)

      三年之后,塵無遺著《浮世雜拾》乃由長城書局梓行。此書系“長城文藝叢書之一”,由?;√貫樗鸭?、整理、編輯,以紀念亡友。全書收其《寂寞的街頭》《三和尚的死》《賣笛的老人》等抒情散文26篇,另有《小引》、柯靈序言、?;∷缎S『笥洝?。據柯序可知,這些文章是王塵無生前親手從各報上剪存,“還在稿端注明‘改’或‘大改’字樣,預備重加飾潤”。但?; 缎S『笥洝穭t稱之為“中國文壇”“最優秀的散文作家中的一個”,還與陸小洛異口同聲、咸謂其為“鬼才”,似不免過譽甚矣。


      1940年1月23日卡爾登演出《雷雨》后合影,后排左二為唐大郎

      《浮世雜拾》一集,未及王塵無之舊體詩文、通俗小說、影評作品,但影評、雜文方面此后尚有《王塵無電影評論選集》(廣播電影電視部電影局黨史資料征集工作領導小組、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編,北京:中國電影出版社,1994年)可作補充。該書末編,另收不少關于王塵無的回憶資料,唐大郎的大量論述當然被遺漏在外,而王氏的詩文、小說之什,至今仍未見結集出版。

      其實,?;≡幸鈱⑼鯄m無詩集及《吞聲小記》兩種、施叔范之《酒襟清瀉錄》及詩稿、錢梯丹之《隴上語》《西征聞見錄》及《破家贅錄》(均為連載作品),“亦并付欹劂”(《紀念集》誤作“欹厥”),“然紙價日增,印刷費復極昂貴,使為其友者,欲償素愿不可得,即此《浮世雜拾》之產生,蓋亦耗?;≈^多心力矣”。(《亡友塵無》《?;M印書》)此后終未見下文。印證了唐大郎這番頗有幾分預言色彩的甘苦之言。

      從唐大郎關于王塵無的這些記述中,我們可以發現:另有一個作為舊式文人、小報文人、通俗小說家的王塵無,已悄然浮出歷史地表。更重要的是,這多重身份、面相的王塵無,不僅與左翼影評人王塵無同在,而且同為一人,令人殊感意外。此一點,我們不讀《紀念集》,或恐難以知悉。不止此也,正如前引拙文所論,二三十年代的左、右翼文人、影人之間,也并未如我們想象得那樣勢如水火、老死不相往來,而在形形色色的都市空間、公私場合晤面,且在報章雜志、言論空間多所互動(“論爭”何嘗不是一種互動?),恰恰是其常態,至今猶然。



      丁聰畫唐大郎(扮演黃天霸造型),刊1947年4月24日《滬報》


      不過,唐大郎所熟知的王塵無,只是1933、1934年至1938年的王塵無,且其更表現出舊式文人、小報文人、通俗小說家的一面。這也許會給讀者一種誤會,其在這短短四五年時間,或已發生了某種變化、轉折。其實不然。雖然“軟性電影”論爭至遲于1936年幾已塵埃落定,但直至1937年、亡故前一年,王塵無仍在積極撰寫影評、劇評,而其舊式文人、小報文人、通俗小說家的一面,顯然同時系于一身,貫穿于其全部人生旅程(如果不是更早的話)。但在四五年間,一人之思想、人生發生變化者,并非絕無僅有。王氏所批判的穆時英即如此。自1933年夏光華大學畢業,步入職業生涯,至1939年10月返滬,加入汪記、直至翌年身死,其思想觀念與人生屐痕一變再變(王賀:《穆時英的職業生涯、收入及其創作》,《上海書評》2018年6月28日;《穆時英職業生涯新證》,《文匯學人》2019年4月26日),整個三四十年代文人的創痛、掙扎、背叛、茍且之運命,似亦已集中于穆時英一人。相較之下,王塵無雖有左翼影人、舊式文人、小報文人、通俗小說家等多重身份、面相,但是否留有第一流的文學和思想遺產,有待今人批判、繼承、發展,迄今仍是一未知數,而其帶給我們的印象,似仍顯得有些單調、平淡。

      唐大郎致姚吉光信

      但在《紀念集》中,包括王塵無在內的諸多近現代文人、影人、學人、藝人、書畫家的研究資料,實不知凡幾。該書的文獻史料價值,正如我在《紀念集》首發式座談會上所談,至少可從以下四個不同的脈絡當中來理解:

      第一,詩文、掌故寫作的傳統(尤其明清以降),包括其與出版業、大眾傳媒的密切關系。一般所知之近代掌故家只瞿兌之、鄭逸梅、陳定山、高伯雨數人,其實唐大郎亦屬個中翹楚,其同時代人如徐彬彬(如《凌霄漢閣談薈》)、汪仲賢(如《倒灶室筆談》)、林庚白(如《雙梧書屋筆記》)等,亦有不少掌故文字發表,有心人正可衡短論長、仔細商量。

      第二,通俗文學的脈絡。唐大郎筆下對張恨水、秦瘦鷗、包天笑、潘柳黛、蘇青、張愛玲等人,都有很多記述和評論,對我們認識這些通俗文學作家及其作品,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。

      第三,電影、話劇、舊?。ㄇ┥a的脈絡。本文所論王塵無即是一例,至于費穆、?;?、洪深、歐陽予倩、舒湮、梅蘭芳、荀慧生等藝苑名家,此集中亦有不少筆墨,可助識者綜合新舊文獻,構會甄釋。

      第四,在四五十年代文學和社會的轉折中,小報和小報文人如何調適、妥協直至失敗的整個文學生產場中,重新審視其作為另一種現當代文學的豐富性、復雜性及限度。


      作者單位:上海師范大學中文系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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